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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融合、双向互动：西方史学新趋势之分析******

　　作者：王晴佳（山东大学讲席教授）

　　一

　　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界推陈出新，出现了不少新变化，足以证明历史学这一传统学问，正在不断革新和更新。依笔者管见，这些变化或许可以用本文的正题来略加概括。“交叉融合”指的是新兴史学流派层出不穷，但相互之间又没有明显的界限，而是呈现借鉴融合之势；“双向互动”指的是专业史家与读者之间，产生了远比之前更为积极的沟通和交流。不过为了清晰阐明这两种最新趋势，我们或许还得从一个多世纪之前谈起。

　　众所周知，历史研究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走向职业化，其标志是专业历史学会和专业历史刊物的建立和出版。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以历史教学和研究为业，通过学会活动和专业刊物，相互切磋、交流，以期增进历史知识的获取和呈现。史学工作者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圈，历史学亦变成一门独立自主的学科。19世纪末于是出现了两本史学方法论的著作：德国史家恩斯特·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和法国史家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指导历史从业者如何习得和掌握历史研究的方法和本领。

　　也正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史学开始受到其他学科（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的挑战和洗礼，经历了一个“社会科学化”的过程。这一“社会科学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一些史家不满德国兰克学派所代表的、以批判和核实史料为主的历史书写模式，希望借助社会科学的方法，对历史演变的过程做更为宏观的概括和解释。兰克学派提倡运用档案史料，其研究重心便自然以政治史、军事史为主，而如果希望对整个社会做综合的描述，那么档案史料就不敷使用了。20世纪初出现的历史学“社会科学化”代表了一个国际性的潮流，德国有卡尔·兰普雷希特、美国有“新史学”派如詹姆士·鲁滨逊等史家，英国有亨利·巴克尔，法国则由亨利·贝尔首倡、而1929年崛起的年鉴学派集其大成。这一“社会科学化”的哲学前提是实证主义，其意图是在确证事实的基础上，对历史的演变做广博的综合解释。换言之，他们不满足只是核定史料，然后据此直书，就一个重要人物的某个或几个事件，讲述一个故事。年鉴学派自称有三大“敌人”：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由此可见其突破、创新的志向。

　　从后世的眼光考察，正是这一“社会科学化”的潮流，促使史学界不同流派的出现，如经济史、文明史、思想史等。二战之后，史学界流派纷呈的态势更为明显。若以美国为例，“新史学”所倡导的思想史在20世纪60年代一枝独秀，而大西洋彼岸的英国则由马克思主义史家带领，开展了“眼光朝下”的劳工史、社会史的研究。到了70年代，美国亦掀起了社会史、劳工史研究的热潮。此时的法国史坛，年鉴学派独霸天下，代表人物费南德·布罗代尔以提倡“长时段”名世，成功地实践了超越“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的目标。布罗代尔的弟子如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甚至提倡不再以个别人物的事迹作为历史书写的对象。为了对一个社会做“全体史”的综合分析，计量方法得到了青睐。计量史学在70年代一度大有独领风骚之势。在兰克学派的大本营德国，二战之后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譬如基于比勒菲尔德大学的史家竭力赶超欧美同行，从事社会史抑或“历史的社会科学”的研究。

　　饶有趣味的是，也正是在历史学大踏步走向社会科学化的70年代，一股与之志向和取径颇为不同的潜流渐渐涌现，那就是新文化史（有些地方亦称新社会史）和妇女史的实践。具言之，20世纪60年代的史家出于描绘和解释社会结构变化的需要，提倡“眼光朝下”，为处于边缘（比如女性）和下层（比如劳工）的民众发声，为其写史，这些尝试，并不为一个流派所限。举例而言，北美著名史家娜塔丽·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被誉为新文化史的开山之作之一，但就其内容而言，又可以归属于妇女史，因为其中的主角是盖尔之妻贝特朗。盖尔夫妇和冒名顶替的“盖尔”三人又都属于社会下层，因此将该书视作史家“眼光朝下”的一个实践，亦十分恰当。意大利史家卡洛·金兹堡的《奶酪与蛆虫》，也是新文化史的一个范例，同时也被称为“微观史”这一流派的开创之作。与戴维斯的取径类似，金兹堡从一个磨坊主的言论着手，以小见大，窥视和描述19世纪欧洲人宇宙观、世界观的变化，同样展现了“眼光朝下”的视角。上面已经提到，马克思主义史家首先提倡史家为普罗大众写史，譬如“眼光朝下”这一提法的首倡者就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爱德华·汤普森。汤普森的名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无疑探讨的是一个社会变动、变革的大问题，但他描述的主角不但是处于下层的劳工，而且还从文化的角度分析“阶级意识”的形成。汤普森的著作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文化转向”的代表作品，而这一尝试又与新文化史的关注点有着一定的可比性。

　　以妇女史的发展来看，流派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妇女史研究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点，是妇女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常兼涉法律、政治、社会、人文、思想等诸方面。1986年，劳工史出身转入妇女史研究的琼·W·斯科特发表了《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研究范畴》，又将妇女史扩展到社会性别史，进一步促进了妇女史研究与其他流派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近年史学界出现的男性史的新研究，便是其中的一个结果。

　　同时，妇女史和性别史研究的开展，还推动了家庭史、身体史、儿童史和情感史等诸多新流派的兴起。这些新兴流派都将历史研究关注的对象，从之前的公领域转向了私领域，打破了两者之间的区分和界限。上述流派亦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如家庭史的开展，与社会学关系密切。身体史、儿童史、情感史乃至最近20年发展起来的“深度史学”和神经史，不但采用了诸如心理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而且还借鉴了神经医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由此缘故，这些流派之间的界限颇为模糊，比如情感史的研究，必然包含身体的层面，因为情感的表达，通常会诉诸肢体动作和语言。在开展情感史研究的同时，也有学者从事相关的感觉史研究；后者更与身体史的研究密不可分，几乎就是其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说历史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化和跨学科，促成了史学流派之间的融合，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环境史、气候史、动物史、“大历史”和海洋史等一系列探讨人类与自然和其他生物关系的学派。从其命名而言，读者便可以清晰地看出它们的研究手段，必然会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时，这些流派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说是亲密无间、难分彼此。2022年8月在波兰的波兹南市举办的第23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其主题发言的重点是“动物史和人类史的交互演进”，共有四个场次，分别是“动物的主体性”“人类记录中的动物”“动物的展现”和“野生和家养动物的管理”，后两场都涉及动物在人造和自然环境中的活动。而环境史、海洋史和气候史等流派之间，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们与“大历史”的研究初衷相似，希望弱化人类在历史上的中心地位，走向“后人类的史学”。上述例子充分表明，当今史学界各个流派之间的借鉴和融合，已经达到界限不分、畛域不明的程度了。

　　二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史学界“眼光朝下”的思潮，加上近年来科学技术的大幅度革新，还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那就是历史知识的获取和表述，已经出现专业学者和读者之间密切互动的局面。如上所述，19世纪下半叶历史学走向职业化，有力地促进了历史知识的深化和历史研究的学术性，与此同时也造成历史著作与读者之间产生一条明显的沟壑。历史学家希望成为人类过去的代言人，但其著作对于普通的阅读者来说，艰深难懂、枯燥无味。这一现象与18世纪史学大家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既可以让学者在其书房研读，又能放在仕女的梳妆台上的情形，迥然不同了。

　　历史学的职业化在今天并无改变，对史学工作者的考核还出现日益加强之势，但从上世纪下半叶以来，专业学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也出现了彼此积极沟通的趋向。譬如新文化史家的作品，在史学家劳伦斯·斯通眼里，就代表了历史学中“叙述的复兴”，因为其内容的铺陈颇具可读性。上面提到的《马丁盖尔归来》《奶酪与蛆虫》和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情节曲折生动，很具吸引力。另一位当代新文化史的名家彼得·伯克，著述不辍，文笔清新，亦反映了作者注重文字表达、普及知识的意图。

　　这一“双向互动”趋势的出现，并非史学工作者的一己之力或一厢情愿，而是有着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借助互联网和其他新科技，当下历史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已经今非昔比。近年来世界各地出现的记忆研究和公众史热潮，便是显例。它们都试图在专业史家的视角之外或之下，自下而上地提供有关过去的知识，从原来的历史知识受众转变为历史知识的参与者。记忆与历史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张力：历史学者希图保持记忆，不让其遗忘，但其保存的方式，又自然和必然带有某种选择性。法国学者莫里斯·阿布瓦赫在20世纪上半叶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试图将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不再局限于近代历史学提供的框架中，而其同胞皮埃尔·诺拉在70年代主持的《记忆之场》的大型项目，异曲同工，希图从各个方面扩大人们对过去的认知。自那时开始，记忆研究在各国蓬勃兴起，既丰富了人们对过去的认知，也对历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互动和互补作用。

　　公众史研究的开展，则是历史学“双向互动”的又一个范例，已经在国际史学界蔚然成风。从事和推动公众史研究的人士同时包括了专业史家和业余历史爱好者或志愿者，其研究手段也颇为多样，从文献资料整理到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保存，全面展开，充分体现了专业与业余之间的密切交流。总之，当代西方史学界出现的这些新变化，展现出历史学这一古老学问历久弥新的魅力。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把最好的阅读融入最珍贵的童年******

把最好的阅读融入最珍贵的童年

——中国原创图画书发展现状调研

光明日报联合调研组

　　编者按

　　童书是儿童读物的总称，它不仅关系到下一代健康快乐成长，也是文化消费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优秀的童书兼具文学性与艺术性，不仅有利于提升儿童的艺术审美能力和语言文字素养，更具有较强的教育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迎来了高质量发展的童书大时代。伴随着家庭对儿童教育的重视，从实体书店到各大电商平台，童书销量飞速增长。与此同时，因童书繁荣而衍生出的亲子阅读馆、阅读推广人等也与日俱增。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随着中国原创图画书兴起，众多儿童文学家、绘画工作者争相加入中国原创图画书的创作行列。部分描绘儿童丰富情感、展现中华灿烂文化的优秀作品已具有跻身世界舞台的水准和影响力。光明日报记者会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图画书创作研究中心，对近年来童书领域的新特点、原创图画书面临的问题及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梳理研究，并提出思路对策。

《团圆》文/余丽琼  绘/朱成梁

　　“快过年了，想让孩子好好感受一下我们的传统民俗文化。”临近春节，家住北京市东城区的姜女士为记者展示了她刚为孩子购置的各类“中国风”童书：从神话传说到民俗科普，从立体剪纸到布艺拼接，一个个憨态可掬的生肖形象、一帧帧晕散交融的水墨画、一张张生动夸张的京剧造型……让在一旁阅读翻看的孩子十分兴奋。

　　如今，为孩子购书“阅读”已成为最有价值感的假期礼物，而中国原创童书也成为越来越多孩子的选择。那么，中国童书，尤其是近年来逐渐兴起的原创图画书有何新特征？发展中还存在哪些短板？如何探寻突破的方向和路径？

　　1.中国童书的“黄金十年”与原创图画书的兴起

　　五彩斑斓的图画、引人入胜的故事、新奇多样的版式……如今，当家长带着孩子走进书店、打开电商购书平台时，琳琅满目的童书专架、层出不穷的推荐榜单，让家长和孩子有了越来越多的阅读选择。这背后，正是中国童书行业近年来的“井喷式”发展。

　　童书出版蓬勃发展 儿童阅读迎来春天

　　进入21世纪，我国的童书发展迎来了“黄金十年”，连续多年的年均两位数增长，既让其成为中国出版的“领涨力量”，也助力我国跨入了“世界童书出版大国”行列。资深童书出版人海飞表示，当前全国580多家出版社中有550多家出版童书。中国已成为一个年出版4万多种、品种世界第一，年总印数8亿多册，拥有3.67亿未成年人读者，与世界上100多个国家有着友好出版交往的童书出版大国。

　　2021年第十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0~17岁未成年人图书阅读率为83.9%，其中0~8周岁儿童家庭中，平时有陪孩子读书习惯的家庭占73.2%。姜女士告诉记者：“我每天都会陪孩子读至少半个小时的书。”正如报告数据显示，亲子阅读已成为低幼孩子家庭的重要活动之一。

《百鸟羽衣》图/文 蔡皋 

　　“中国好书”精品迭出 原创童书比肩世界

　　进入新时代，为促进精品图书的出版，除了“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国家级奖项外，中宣部出版局还专门设立了鼓励中青年作家原创的“优秀儿童文学出版工程”。海飞认为，“多出好书，多出精品图书，追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高度统一，成了新时代童书出版的重要风向标”。许多少年儿童出版社把目标聚焦于“做强主题出版”，一批富有时代特色、内容丰富多彩的优秀主题出版物，如《我们的母亲叫中国》《丝路百科》《资本论（少儿彩绘版）》《共产党宣言（少儿彩绘版）》等受到青睐。

　　我国童书的优秀作品，正在和世界一流童书比肩——目前，已有蔡皋、朱成梁等多位画家获得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金苹果”奖；2016年，中国作家曹文轩荣获国际安徒生奖作家奖；2018年，画家熊亮入围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短名单；2016年朱成梁凭借《老糖夫妇去旅行》获得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插画奖……

《荷花镇的早市》 图/文 周翔

　　新手爸妈热衷“绘本” “中国风”图画书悄然兴起

　　“虽然我们不在一线城市，但跟着电商榜单、育儿大V购书，和大城市的孩子们读的书一样。”家住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的赵女士，和身边众多80后、90后父母一样，非常看重亲子阅读，从孩子出生到现在，每逢电商图书打折季，频频为孩子“囤”绘本。

　　图画书，也称绘本，是一种文图共同参与叙事的儿童读物形式。由于以画为主、装帧精美，成本也较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童书市场上很多消费者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但随着先进的阅读观和教育观深入人心以及我国家庭购买力的迅速提升，图画书的引进和原创，已成为童书发展的新亮点。

　　“中国已不只是一个巨大的童书市场，而且正在成为原创图画书的重要来源地。”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张明舟说，当前，中国原创图画书出版之风正盛，作家和画家的创作热情高涨。此外，中国图画书的评奖机制也在不断完善，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图画书时代奖……与国际上历史悠久且知名度较高的图画书奖项相比，中国原创图画书奖项设立起步较晚，但发展势头迅猛。

插图选自图画书《中国》 于大武著·绘

　　2.中国原创图画书创作要攀上高峰，更要补齐短板

　　2021年7月底，“2021中国童书博览会”在京开展，博览会上，作为国际上最高水准之一的博洛尼亚插画展，吸引了家长和小朋友们的目光——戴礼帽的小鸟、安徒生笔下的雪皇后、朝着大海呐喊的小女孩……一幅幅优秀图画，用幻想带着色彩起飞，为孩子们打开了无边的想象世界。展览上，有家长感叹：“这些图画不是文字的附属，而是一幅幅优秀的艺术品。”“希望国内也多一些这样的作品！”

　　图像叙事亟待重视 跟风粗制乱象频出

　　“其实，我国图画叙事的传统可谓悠久，带插图的蒙书出版也早于西方。”国家图书馆少儿馆原馆长王志庚，以1955年出版、已在全球有着40余个改编本的图画书《萝卜回来了》为例，撰文分析了中国原创图画书全球化传播的情况。

　　但为何我国图画书始终没有走出“以文为主，以图为辅，图文并叙”的藩篱？王志庚认为，同一个故事改编成众多语种的图画书，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文字，“图像叙事”是根本。“在我国，以往的图画书以图配文、灌输道理、传授知识的较多。”长期致力于儿童图画书研究的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晖表示，中国目前出版的图画书多是文字作者和图画作者合作完成的，图文合一作者不够多，导致有些作品在图文合奏、图像叙事方面完成得不甚理想。

　　近些年，我国原创图画书时有精品出现，但也有一些盲目跟风、粗制滥造的乱象。在一次研讨会上，著名儿童文学理论家蒋风介绍了他近些年的观察：有的图画书盲目模仿西方；有的作家创作时主题先行，往往找一个好人好事来编织故事；还有一些作品重复引进，个别图书在五年中就出了十二个版本……原创能力不足、重复出版、跟风出版、杀价竞争、IP储备以及服务支撑能力明显短缺等，都成为制约我国原创图画书发展的短板。

　　网络荐书商业气息浓厚 原创经典难被发现

　　“刚开始买图画书就是跟风买网红推荐的、销量高的，有时候也去抢购直播平台上的低价书。”姜女士坦言，这些购书经历让她碰到了不少质量低、与孩子年龄段不相符的图书，也让她慢慢形成了国内图画书大都“硬讲道理、缺少创意”的印象。但近两年，她在图书馆和专业阅读机构的推荐下，接触了不少国内经典原创图画书，为孩子带来了很多阅读中的惊喜。

　　随着我国全民阅读的深入开展及童书市场的持续升温，困扰家长们的，早已不是“无书读”，而是“选书难”。于是，迷茫的家长们开始参考国内外奖项、育儿大V推荐，甚至是网络主播、团购平台推荐等。“2021年少儿绘本市场中超过六成的销量来自引进作品。”开卷最新调查显示，引进图画书依然是市场的主力军，而系列图书和套装图书的知名度相对更高，获过国际大奖的图画书更易获得家长的青睐。

　　图画书在中国虽有逾百年历史，但直到2000年左右引进了一批经典外国图画书后，现代意义上的图画书才逐渐流行开来。“中国孩子的童年需要阅读多样文化的图画书，更需要阅读中国自己的图画书，以中国文化滋养童年、陪伴成长。”在陈晖看来，一批讲述中国故事、展示中国风貌的经典原创图画书，在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艺术传统方面具有独特价值和突出优势，但由于推广不到位等原因，很多家长并不了解。

　　“儿童视角”常被忽视 行业人才参差不齐

　　“你是否学过文学创作？有过专业插画的经历吗？”“都没有。”调研中，记者接触到两位在国外学习设计的学生，没有相关的学习经历和实践经验，仅仅是因为看到了童书领域的“商机”，毕业回国后就立即投身于此。

　　随着童书行业的蓬勃发展，近年来，许多不具备专业素养的从业者急于投身这一行业，导致原创图画书发展参差不齐的现象频出。“‘发现儿童’是图画书创作、发展中非常重要的理念，如果创作者童年文化认知偏差或童年观淡薄，都会造成原创图画书品质的下降。”陈晖认为，童书创作并不是低门槛、高收益的工作，创作者不仅应具备文艺创作的基本素养，还应真正地“发现儿童”。

　　“图画书以图为主，文字很少，看似简单，实则包罗万象，内涵很深，需要作者有细腻的生活经验、丰厚的审美素养，并能洞悉儿童的认知特点。”图画书作者含含（原名韩娴）表示，深入理解图画书的特质是创作优质图画书的前提。作为《我爱你，中国》科学家系列图画书的创作者之一，从深夜研读黄大年的报告文学到与学者探讨形成情感共鸣，从考证还原现实场景到频频拜访科学顾问，含含数易其稿、反复打磨，而她之前的图画书创作更是历时数年之久。

　　海飞也呼吁：“出版业工作者要实事求是，理性发展，不要过度宣传，过度市场化；作家写得慢一些，画家画得精一些。”

　　3.中国原创图画书的未来之路该如何走

　　调研中，多方专家学者表示，经过多年实践，中国原创图画书已取得了长足进步，未来应在创作实践、阅读推广、理论建构以及评价标准等方面寻求更大突破。

　　提升创作者与编辑的综合素养，致力于图文合奏创作意境，助推原创图画书迈向兼具“民族”与“世界”魅力的国际化发展之路

　　“要想走好图画书的中国化、时代化、国际化的发展之路，需要把握原创图画书的创作立足点。”海飞在采访中表示，既不要生搬硬套，过度崇洋媚外，又不要过度食古不化，缺乏时代气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通过图画书，向外国读者讲好时代化、国际化的中国故事。

　　资深出版人、编审刘蕾表示，图画书的创作在把握立足点的基础上，作家与画家的合作尤为重要。“一本好的图画书一定是多方合力而成的：作家、画家、编辑缺一不可。”她认为，图画书的文字要简洁洗练、表意精准，为画面预留足够的表现空间。而图画书的画家则要从故事主题和立意出发，选取适宜的场景去表现文字，力求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图文合奏创作意境。

　　针对“目前原创图画书中图文合一创作者较少”的状况，刘蕾认为，随着图画书理念的普及和深入，未来会有部分图文合一的创作者从画家中产生。正是由于自身的创作经历，含含特别呼吁在未来的人才培养上，吸纳更多复合型尤其是理工科背景的画者，为中国原创科普图画书的发展助力。

　　而承担着“寻找故事、呈现故事和推广故事”重任的编辑，更是黏合作家和画家的“第三方力量”。编辑对图画书本质、儿童心理及图画书市场的了解，良好的文字和图像审美能力，对图画书的完成度及质量有着重要影响，因此，该群体应在不断学习中提升专业度。

　　学校和阅读推广机构应加大对优秀原创图画书的推广和应用

　　2021年，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委托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组织来自学前教育、儿童文学、插画、思政等专业领域的百位专家，遴选出347种幼儿图画书，其中中国原创图画书占比78%。此外，国家图书馆少儿馆《原创100——中国原创图画书核心书目》系统整理和收录了我国自2000年以来出版的原创图画书。这些书单为学校和家长有针对性地选择符合儿童年龄特点和认知水平的图画书提供了参考。

　　国家图书馆少儿馆“文津少儿讲坛”和“低幼悦读会”负责人殷宏淼表示，学校和相关社会机构可以此类榜单为范本，促进原创图画书相关课程的研发和应用，通过教师师资培训、亲子阅读指导等多种途径，体系化推广中国图画书阅读教育，让多元丰富的中国原创图画书真正走进课堂、走进儿童的日常生活，让他们在阅读中感受到中国文化的无穷魅力。

　　随着儿童对图画书阅读需求的增长，殷宏淼表示：“培养真正理解图画书性质、具备专业图画书讲读能力的教师以及相关从业人员，也是推广原创经典图画书的重要途径之一。”

　　在文化传承中树立中国图画书的理论体系和评价标准

　　当前，国内的学术刊物时常发表儿童文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许多文学类报刊也为儿童文学的理论和创作研究开辟专栏，但相对而言，原创图画书研究成果的发表阵地还有待扩展。

　　“在原创图画书的研究方面，应深刻把握中国原创图画书的性质和特点。”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毕海表示，原创图画书的“中国性”和“民族性”，是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图画书理论话语体系的重点。

　　图画书作家、编辑周翔认为，中国的色彩美学与西方有本质不同。西方的颜色醇厚浓烈，东方的颜色温润顺平。因此，对中国原创图画书的研究要充分借鉴中国传统美术、文学、艺术设计等学科的理论资源，采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更为学理化的研究。

　　此外，针对中国原创图画书的评价标准，陈晖强调，既要把握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趣味性，又要关注中国故事与中国元素的表达方式。在向世界各国的孩子讲述中国故事时，要避免将其概念化、简单化及表面化，避免集中指向民俗风情，流于固化的中国符号，要以图画书的话语方式表达中国文化，让图画书中的中国元素、中国风格与时俱进。

　　（光明日报记者 白雪蕾、陈雪）

　　（调研组成员：王一典、谢喆）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2日 07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